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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亨于天子,某国公向天子进贡。
我顺着唐先生的立论，希望说明朱陆二系在儒学的第一义上是相通的。刘先生认为伊川也是圣学的一个分支，就是表示伊川(含朱子)并不能像牟先生所说的为儒门的别子。
因为朱子正是照着道德的本意，即从义利之辨来认识道德是无条件的实践之事，而朱子所认为的实践仁义，当然是按照这一对道德之理的了解而从事实践。由于是纵而横，横而纵，故程朱这一实践工夫论是可以给出真正的道德实践的行动者，所谓真正的道德实践活动，就是自发自律地按照无条件的实践的原则或命令而行。康德此义可以说明朱子何以重视以心明理而不赞成以心观心，及以觉训仁之工夫人路之故。故康德所谓的不能由自由意志开始以了解何谓无条件的实践，是说由于我们对于自由意志不能有知识，所以不能作为了解道德的开始，这等于牟先生所说的自由意志并不能呈现。她又认为本心并非经验对象，不能也不需要藉直观来展现自己，而是经由本心之普遍立法(天理)而呈露，这是她个人的解释，不同于牟先生认为陆王所说的本心、良知是呈现之义。
当然，象山在知道朱子此说之后的回应，也很有讨论的价值，他说： 朱元晦欲去两短、合两长，然吾以为不可。陈虎平译为交互论，见亨利·E·阿利森《康德的自由理论》，陈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1-321页。而如果从广义上理解，就是孔门之遗书，当然这个孔门对于古代来讲，不是讲整个儒家，主要还是讲先秦孔子到七十子这个时代。
北宋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程颐。朱子说经一章是孔子之言，曾子述之。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中庸》）。这样做是为了便于大家学习，不是冒充古本，是方便大家学习掌握它的义理。
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第二个就是在亲民，伊川明确地说亲当作新，应该改成新字。
《大学》的古本本身是没有分章节的，当然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出土一个汉代把《大学》分了章的竹简，那自然就是新的发现。郑玄所讲的感通论，程颐朱熹的穷理论，王阳明的正心论，代表了历史上对格物观念的基本诠释。杨简说孟子道性善，孔子说心之精神是谓圣，可见心未尝不正。《大学》义理精要，篇幅不长，但从文本到思想，相关讨论非常多，在宋以后的儒学发展史上影响极其深远，宋明理学的很多根本性命题、核心话题以及重要争论都来自《大学》。
既然《大学》文本的前面都有所谓诚其意者、所谓修身、所谓齐其家，原文就应该有所谓致知或者所谓格物。所以《大学》非圣人之言，非孔门之遗书。此外，《学记》里面还提出了大学之教、大学之法等关于大学的论述。《孟子》里面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与《大学》所论述的那个逻辑是一致的，思想也是一致的。
《大学》的结构、内容，如果我们看古本，首先先讲了三纲领、八条目。郑玄注释格物说格，来也。
所以，大学之道是讨论古代大学教育之法、教育之礼、教育之道的意思。四书的并称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志，朱子反复强调读四书要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语类》卷十四），因此四书又以《大学》为首。
孟子稍微晚了一点，孟子是学于子思之门人，还不是七十子和他们的门人那个时代。最后的变化就是到了明代王阳明的时代，那是对整个朱子理学的《大学》解释的一种反叛，所以特别强调对致知的理解，把知解释为良知，用致良知来收摄格物和其他的条目。昭明德这个讲法在春秋时代比较多见，包括在古语里面都有，反而明明德这个讲法倒是少见。唐代的代表就是韩愈，韩愈的《原道》里面开始引用《大学》，说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然后他的结论是说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大学》从明明德于天下到正心诚意都是一种有为论，不是无为论，批评佛老的无为论。明德是中国的古老思想，在周代出现非常多，而讲明明德的不是很多。但是，对于修身的重点，宋人又把它放在格物上，这也可以看出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个变化，就是对《大学》的理解，从宋代开始，几百年里面都把《大学》文献的问题意识和理论重点放在格物上。
前面讲了《礼记》里面的《学记》很多地方讲到大学之道、大学之礼、大学之法、大学之教，说明它和《大学》篇首所讲的大学之道的讲法也是相互呼应的，应该也是处在同一个时代。程颢把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作为格致的解释，朱子不认同，他认为这里是有阙文。
用我们后来的讲法，《大学》应该讲的是内圣外王之道、修齐治平之论，而不仅仅是修己，不仅仅是内圣。传十章为曾子之意，门人记之，把它们清楚地分开。
虽然少见，但是它跟历史上六经古籍里面各种有关明德讨论的思想是一致的。所以，今天我们提出明德的重要性，对明德重要性的认识，应是来自于八百年前《大学》传承的深远影响。
这样一来，后人如果仔细解读这篇文献，就会发现两个问题。李翱写了一篇文章，说致知在格物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物者万物也，格者来也，至也，格者来也还是郑玄的讲法，但是他加了一个至也，至就是到什么地方去，那个至就是止于至善那个至。这个理解应该说有一些狭隘，因为《大学》八条目里面，齐家以后治国平天下，明显是与为政有关系的，所以郑玄讲可以为政之说，他是有所见的。清初思想家陈确关于《大学》作者的讨论也值得一提。
另外，类似的思想见于《礼记》里面的《乐记》，《乐记》里面引用了子夏的话，说修身及家，平均天下，这与《大学》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一致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学》是把个人修养、社会实践和最高理想放在一起论述。
分章的方法有很多，其中比较多的一种是分成了六章。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人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
因此，《大学》的基本思想应该说与《乐记》、《孟子》的时代相当，同处于一个大时代。像我们讲的大学之道到此谓知之至也，把它分为了第一章。
这样一个改订，使整篇的结构变成了：先提出三纲领，然后是对三纲领的解释，之后是八条目，然后是八条目的解释。朱熹《补大学格物致知传》说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致知是怎么把知识扩大，就是要即物而穷其理。这个做法就隐含了后来朱熹所讲的经传之分，前面是讲了三纲八目的主题，后面是三纲的解释、八目的解释，这是伊川先生改订《大学》的第一个跟他哥哥不同的地方。郑玄注格物，格，来也，物犹事也。
这个结构是一个四节的结构，三纲及三纲的解释、八条目及八条目的解释。对于慎独，文本解释里面也讲了，诚意的传里面也讲了，就是强调品德高尚的人即使是在独处的时候还是要谨慎地修养自己，品德低下的人在私下里独处的时候可以无恶不作，但是他一看到道德高尚的君子就躲躲闪闪，掩盖他自己要做的坏事。
忠恕之道是孔子一以贯之之道，是儒家伦理最根本的原则，而且从今天来讲它不仅反映了儒家一贯的伦理追求，同时具有普世性，是有普世价值的。这一点到了明代才发生转变，认为修身论的重点不是在格物，应该是在致知，而致知就是致良知，要在致良知的基础上来界定格物。
然后他把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直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作为格物致知的解释。但我们现在掌握的文献，还没有看到汉代《大学》文献已经出现分章的记载，所以现在看到的郑注本原来是没有分章、没有分节的。
